居正：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[1]

它有两大最为突出的表现：第一，严厉地禁止百家思想的自由争鸣，消灭思想、学术、文化事业，进而消灭民间社会。

[⑦]吴光：《儒家哲学片论——东方人文道德主义之研究》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，第58页。认为：仁者道之纪，义者圣之学。

他说：天道之大者在阴阳。第五，儒学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。具体到董仲舒的王道内容，是有一个体系的，这是由《春秋》为后王主法说，王者一统说，王道德治说，文质互救说，五德终始和三统三正等相合而成的。是故法之所用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。既有所劝，又有所畏，然后可得而制。

《保位权》也说：圣人之治国也，……务致民令有所好，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，故设赏以劝之。[25]认为礼与法作用的时间不同，功用也不同，礼重于教化，促人向善，防患于未然。一方面又可以看作一种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到质变（新体系的建立）的‘飞跃。

他说：虐行则怨积，德布则功兴。《春秋》贯彻着尊尊亲亲的礼制精神，包含遏止礼崩乐坏，维护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宗法等级秩序的微言大义。文帝虽然很赞成贾谊的意见，但是受制于朝中大臣，没有实施这些措施。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崤函为宫，一夫作难而七庙堕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心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他在《春秋繁露》中系统阐述其政治思想时，则是立，即从建设未来治国理想模式角度考虑时，不得不承认法家思想还是有其合理价值的，要实现王道，是必要有法家的硬的一手的。故《韩诗外传》主要是学术思想，而不是政论。

[⑤]事实正是这样，汉初统治者在政策选择上虽然看中的黄老学，但一则儒学在民间一直有很大势力，二则黄老学本身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宽松的环境。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说：读《鵩鸟赋》，同死生，轻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高祖刘邦过鲁时，曾与浮丘伯等人相见，浮丘伯直到吕后时去世，终生没有入仕，以研究传播儒学终其一生。[12]君子握道而治，据德而行……虚无寂寞，通动无量。

[36]《春秋繁露·基义》，《董仲舒集》，学苑出版社2003年，第278页。汉景帝时任博士，武帝继位，举贤良文学，董仲舒对以天人三策，提出了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权的意识形态的建议，对汉代采取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思想文化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阴阳之道的内在秩序规则为阳制约阴，阴兼于阳： 凡物必有合。第二，儒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，一直希望能够发挥其政治作用。

[⑨]告诫汉统治者：要放松对社会的控制，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方面，更应实行德政和教化。[⑨]陆贾著，王利器：《新语校注·无为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62页。

但是，等到建立了统一政权的汉初，儒家的理想主义不得不向现实主义靠拢，儒家的思想学说不得不向政治意识形态倾斜。另一方面，又绝不能夸大这种影响，以为陆贾、贾谊甚至韩婴的思想可以划为黄老派或新道家。

这是对以法家思想为依据的秦的法治实践的完全否定。贾谊沿着荀子的路子，对儒法思想进行了整合，主张礼法并用，德主刑辅。既有所劝，又有所畏，然后可得而制。《考功名》还说：挈名责实，不得虚言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罚……赏罚用于实，不用于名。但他绝不否认法的作用，而是认为礼法必须结合。孔子的弟子有子也说礼之用，和为贵。

例如约法省禁，废除苛法和肉刑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等，本是儒家礼治、德政、仁义王道思想体系中的应有之义。董仲舒在前人的基础上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，经过思想整合，构建了汉代新儒学的思想体系。

②总之，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董仲舒无疑起了关键作用，汉初儒学的嬗变，在这个时候也基本完成了。这里不用说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分化、更迭，即统一与分裂的循环往复。

他说，政治经验告诉人们，君离不开民，安危取决于民，存亡取决于民，成败取决于民，力量来自于民。据《史记·乐毅传》记载了黄老思想传承的过程：乐臣公善修黄帝、老子之言，显闻于齐，称贤师。

[②]班固：《汉书·外戚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3945页。浮邱伯即包邱子，亦即鲍丘，文献所载不同，实为一人。董仲舒对法家的态度有矛盾的现象，如他一方面在《天人三策》的第一次对策时说：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城郭沟池以为固，礼义以为纪。

⑦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。杨树达说：楚与吴，皆春秋向所目为夷狄者也。

我们还是须回到前面所引用的孔子所说的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那句话，对这段话的解读历来歧义迭见。近代以来，儒家已经被特殊主义化了。

(《论语·八佾》)这句话通常被解释为，夷狄之国即使有君主，甚至还比不上诸夏之国没有君主。比如：秋，宋公、楚子、陈侯、蔡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会于霍，执宋公以伐宋。

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这样，也就不能说是对孔子和儒家历史观的完整把握。(20)何休：《春秋公羊传解诂·隐公元年》。所见世泽夷狄进于爵而王者无外，无外为大，是为‘大中国，亦即‘大一统。

与此相关的是，春秋学从变而移的诠释策略，固然使其在战国向秦汉的历史转折中赢得诠释的空间，并成为汉初经学之核心。师在召陵，则曷为再言盟？喜服楚也。

但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在于公羊三世是一种进化的历史观，而大同、小康则是一种退化的历史观。见氏著《大一统与儒家思想》，47页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1989年。

阖庐夫差之事，所亲见也。叶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‘近者悦，远者来。